[日]芝池義一「抗告訴訟と法律関係訴訟」磯部力ほか編『行政法の新構想Ⅲ行政救済法』（有斐閣、2008年）42頁。
民族地区习惯法既有其独立发展的特性，也具有与国家法相互融合性，独立性与融合性此消彼长，这一过程主要受经济发展程度制约。五、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应对 刑事和解是刑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背景下的一种措施，在当今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实践大潮下，它已具备了足够的正当性，不再无休止地受到严格法律规则主义或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约束和批判。
关于操作程序，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向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或处罚建议，由受理机关给予适当的处理或处罚。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呈现大杂居、小聚居分布特性，各民族、各区域涉刑习惯法差异较大，它们各自呈现出独特的民族性或地域性，如藏族地区的赔命价传统、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的对歌、抢婚习俗等。而他所谈及的交涉型和治疗型模型则又与笔者前文所述的黑色模式和灰色模式类似，比如前文所举的藏族地区尼某杀害罗某案，最终依据藏族地区赔命价习惯法解决，这基本属于典型的民间消化，官方追认模式。（三）民族地区涉刑习惯法的存在与运作，为民族地区刑事和解实践提供了现实基础。[11]Howard Zehr. Changing lenses:A New Focus for Crime and Justice. Herald Press,US.1990.P2. [12]Howard Zehr，Ali Gohar. The Little Book of Restorative Justice. Forthcoming in fall, 2003.P40. [13]英国内政部：《所有人的正义—英国司法改革报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在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立法处于空白的现状下，对民族地区刑事和解实践具有实际意义并且可行的做法是只做原则性规定，即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各少数民族地区可依据本民族习惯，实施差别于现代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刑事和解制度，如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司法机关可基于本民族文化、习惯，实施符合本民族文化、习惯的刑事和解制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刑法在民族地区的多元变通机制研究—基于实践理性和法律多元立场》（09BFX073）阶段性成果。面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府变革，行政法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其实，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都分别加强了对三种行政作用方式的程序约束，在作出决定前应当进行公正调查、应当听取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意见、与决定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必要时应当举行听证、禁止在夜间或法定节假日强制执行等，皆是防止行政机关恣意行使权力。行政法一般原则与理性、公正、诚信政府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并没有可以覆盖适用所有行政领域、行政事务的行政法法典，如刑法典、民法典那样。当然，行政诉讼法只是建立一个侵权赔偿诉讼机制，而没有对赔偿范围、程序、方式和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相比较而言，防范一个任意的、不守规矩的、不兑现转型承诺的政府，应该是更具重要意义的任务。
行政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政府与网络社会的合作治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界定，后两项的保护与公共利益需要的公开之间的关系。
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之中，来自人类技术发展、制度设计、文明冲突的风险，如基因改良生物、药品、环境灾害、有害食品、电磁辐射与核辐射、网络病毒与信息技术破坏、经济与金融危机、恐怖袭击等，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以及社会秩序。当然，在一些重要的、利润丰厚的基础性行业中，政府支配的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若要行政诉讼、复议、赔偿在推动责任政府转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尚需三个相互关联维度的协同进步。部门行政法约束行政作用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或许，正因为如此，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行政法基本原则包括效率原则，可是，它始终未得到中国行政法学界普遍认同和重视。针对具体问题，任何方案都具有两种性质：政治性和试错性。2018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两个文件可为例证。第二，行政机关应当回应主要的公众意见，尤其是简要说明采纳或不采纳哪些意见以及理由。
而同时代这些治域的行政法，皆以民主、法治理念为基石，以控制、约束政府为主旨。相比较而言，《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2015年12月23日）有更加全面的阐述，例如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职责依法全面履行。
这无疑会产生一种民主意象，从而让行政规则或重大决策的合法性/正当性有所增强。毕竟，其所欲规范的行政决定基本定位于面向确定性的决定。
换言之，在《行政诉讼法》施行的八年前，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已经有法律依据。作为一种适应全球治理的现象，它的确值得学界认真研究并为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或者，政府不可能将治安、税收、国防、外交的主导权放给市场和社会。网络治理毫无疑问是多元主体的治理，各种虚拟网络社会有着强大的自组织能力，以及网络伦理和交往规范的创造功能。但即便如此，它们仍然对政府发挥相当积极的限制功效。2017年，《行政诉讼法》再次修改，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得以确立，这是监督和促进政府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积极负责的重要举措。
在此背景下，能源、环境、粮食和资源短缺、食品安全、难民、毒品、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危机、体育兴奋剂以及深海、极地和太空开发，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独立应对的问题，而需要国内政府机构以及各种形态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公私混合组织甚至行使特别重要的跨国治理职能的私人规制机构的共同努力。而最能体现和打造有限政府的，当属有关处罚、许可、强制设定的规则。
这就是在受案范围一章中，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和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皆明确列入可诉的行为范围。不过，如果法律不仅仅是可由法院或准司法机构用以裁判纠纷的规范，而且还包括更多无须或无法司法适用，但实际指挥或影响人们行动的准则，那么，行政法的效率原则可以看成是后一类法律。
行政法一般原则在学说上的发展，最终获得了一个标志性突破。其二，更加公正的司法和复议，前者牵连并依赖于整个司法改革，后者关乎复议的基本定位调整和制度重构。
这个原则的适用已经具体转化为判断行政行为是否符合行政诉讼法确立的一系列标准，即证据充分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在法定职权范围内，符合法定程序，履行法定职责等。现在的问题就是该如何让预想成为现实，让监察部门真正有效但又符合法治原则和要求地发挥其反腐之作用，显示其比宪制改革前更大的效果。政府行为引发争议，不仅可被法院、复议机关审查，若其确实违法且导致人民权益受损，则国家必须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只是，这种法律依据必须是双重的，仅有《民事诉讼法（试行）》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单行的立法。
2004年，国务院颁发的前文提及的重要法律文件《依法行政纲要》，将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列为依法行政基本要求。它的落实必然意味着政府作用边界的厘定。
若要让公众参与不至于沦为民主假象，除了需要针对不同情境设计具体化的公众参与制度，更为关键的是： 第一，行政机关收集的公众意见应当全部公开。纲要不是行政法规，也不是法规性文件，却为越来越多的法院所认可和引用。
可见，这部被视为中国行政法复兴奠基石的法律，并不是立法者的心血来潮，而是顺应改革开放之需、为迈向政府法治而酝酿积蓄已久、水到渠成的制度工程。1992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对权利束给出了明确的定名：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以及拒绝摊派权。
但是，它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且更多是在行政自我革新中而不是在立法、司法中发挥作用。这符合责任政府的基本意涵。不管是坚持人民群众路线，还是考虑规则或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都有可能促使其听取有关意见。当然，这只是政府重塑的一个基本方面，还不足以强有力地推动一个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它需要进行风险预防，但又要把握预防的尺寸和度，对不同风险采取不同的预防原则。尽管全球化帷幕最早拉开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大航海，但是，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才更多、更频繁地被用来指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球性互动。
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报告的决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并指出国务院机构改革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并引领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然而，时间轴上的对比只能体现出一定的进步，并不能对这种进步是否令人满意作出合适的评价。
的确，政府信息公开既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命运，影响政府政策、决策制定质量与推行效率，又牵扯传统行政管理惯性的重大转折，在技术细节之处就有可能拉动整个局势。合法性原则的简单含义就是行政必须合乎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行政职权合法、行使职权主体合法、行政行为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合法等。
